记得“文革”时，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每周开放三天的图书馆，里面就只有三类书：一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二是鲁迅著作、《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等“革命读物”；三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技术专著。其他图书似乎都被列入“禁区”，只能在要好的同事和朋友之间悄悄传阅，但却时时要担“传播封资修”罪名的危险。

    “四人帮”倒台后，情形好了很多，但读书依然有禁区。社会和企业之中，唯有宣传部门拥有购买和阅读“内部书”的特权，据说那是为了“革命大批判的需要”。再后来，读书是不是就没有禁区了？也还有。比如，柏杨先生的那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地出版的论“酱缸文化”的书，最初的发行量也受限，好多人当时都只能从朋友那儿借阅。

    指出读书“禁区”依然存在，绝无抱怨的意思。相信凡有切身经历的人都会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读书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少。

    我确信，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而其中，读书少禁区、无禁区当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我也深信，一个人读书的禁区越少，思想禁锢也越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也定然更强，对低级趣味和各种利益诱惑的抵制能力也会更为出众。（《深圳商报》10.22　李北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