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评论“欧洲要抵抗概念战争”，作者詹姆斯·哈金是新书《大概念：新思想的核心指南》的作者。这篇文章把美国对世界的新思想创造视为一场“概念战争”。詹姆斯将美国的获胜之道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学术机制吸引了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家，大学和智库给他们提供了从容不迫的思考和写作空间；二是美国的思想家们掌握了将复杂概念用最可接受的方式解释给公众的能力。 
  
   《金融时报》的担忧实际上不仅仅是欧洲的担忧。当多数国家谈及全球化可能成为美国化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担忧美国的思想、美国的概念、甚至美国的制度在这种“概念战争”中成为全世界的概念。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软力量”、“文明的冲突”、还是反恐作战的“斩首行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体系中的大多数流行词汇和流行概念，其实都源自美国。

      很多人认为，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的国家，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自然也会相对比较大。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这看作经济实力的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忽视美国在这场“概念战争”中的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概念战争首先是一场软实力的战争。约瑟夫?奈将软力量描述成一种改变他人喜好的力量。其本身就由吸引力、影响力等多种因素组成。而概念战争，恰好就是能够让多数国家服从于某一个国家思想、方式和制度体系的一种影响力输出。

      正如詹姆斯·哈金所言，作为这场“概念战争”的赢家，首先要有一种培养“概念”的机制，换言之，就是一种善于培养创造力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既包括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创造性，也包括在社会中提供能够产生创造力的单位。仅以美国智库为例，自19世纪30年代出现至今已近200年的历史，目前超过1000家。这些智库的特点是，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前瞻性的研究，而且与决策部门相对独立，更为政府体系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官僚。它们甚至鼓励一些当下看起来没有实际用处，却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影响力的研究。就中国本身的例子而言，在军工领域，如果没有80年代的“开发一代、储存一代、预研一代”的战略思路，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歼10等先进主战装备。

    其次，更需要有善用机制的灵活性。拥有了一个创新型的机制，还要能将这些创新型成果利用到内政和外交事务中。这里一方面需要政府最大限度地调动学术、文化、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开放式的执政观念。这就是詹姆斯?哈金所说的，学会解释概念。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员托马斯?巴尼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数次战争中，五角大楼认识到，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社会开战越来越具备难度和风险，于是一种“有限打击”的战争品牌出台了———“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坏家伙”。和这种品牌匹配的，则是更加准确的精确制导炸弹和各种非致命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何善用舆论作为观念传播的工具，也需要我们的思考。传播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议程设置”，媒体不能主导读者怎么想，却能主导世界想什么。在“概念战争”中，同样也存在着世界议程设置的问题。善用各种传播渠道的国家，天然地就拥有一种能够主导各国议程的能力；而传播渠道越多，对如何解释问题就有更大的影响力。“9·11”事件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反恐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无论其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大小。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外交议程，能够成为全世界的议程。一方面是这些议程关系到最强大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的全球媒体对这些议程的扩散。约瑟夫?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