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考察归来后，他立即面呈袁世凯，倡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总办。从此他凭借自己既是天津地方行政长官，又掌握北洋财政的职权，通过融资、兴学、劝奖和积极创办工商企业，致使京津一带工商各业，面目为之一振，其中尤以新式织布法为一时风尚，各县闻风骤然兴起，大获其利。京津一带工厂增多，数量增加，质量提高，成了华北土布业的中心，有一百多种产品，在1910年国际博览会上参展和获奖。其间，周学熙有三件事令世人刮目相看，第一件是坚持“以滦收开”，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第二件是，重振唐山细棉土厂，集股创办启新洋灰公司。第三件是，吸收外商资金、技术，与比利时国合办跃华玻璃厂。第一件事维护了国家主权，显示了中国人的英雄本色；第二件事成功地进行了合股办企业的赏试；第三件事开了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先河。这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  

　　然而，入仕当官，并非是周学熙的初衷。尽管他后来被袁世凯强拉入阁，担任了两任民国财政总长，但是他心里装的仍然是实业。在官场上，他不愿看到国家倒退，又不愿趋炎附势，最后终因力图劝阻袁世凯称帝，而被袁世凯所抛弃。历史注定了周学熙以失败而结束他的政治家生涯。周学熙作为一个政治家，曾经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他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别是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进行过努力，但是由于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面性，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也不可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统治。相反的，由于形势所迫，他也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鸠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事情。他越是为此废寝忘食、苦心积虑地干，越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与自己的初衷———离得越远。这是周学熙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周学熙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暴病身亡之后，财政总长一职才得以开缺。从此以后，他开始将周氏家族聚居天津，齐心协力创办“周氏企业集团”，经过苦苦经营，多年努力，周学熙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亲手营造起一个庞大的实业集团。这个在其后几十年为世人瞩目、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总括水泥、陶瓷、纺织、煤矿开采、玻璃制造、自来水公司等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发行；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有着自己的电力、供水系统，囊括数十个企业公司的“周氏集团”，执华北棉业之牛耳，大大改变了华北地区轻纺工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对改变中国纺织业的布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氏企业集团”逐步奠定了周学熙“北国工业巨子”、北方实业之父的地位，他把中国北方的近代工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把整个周氏家族，带上了日新月异的实业救国之路。

　　周学熙一生所走过的起起伏伏、坎坷不平的寻梦路，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奄奄一息中苦苦挣扎，在寒风严霜中努力培植民族工业的悲壮画卷。周学熙所寻的梦，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上一代人一致追求的强国之梦。梦是现实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再现和加工。美好的梦并不是都是虚幻的，它往往给人以憧憬与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