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网络暴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习惯于以理服人的知识分子——会为此而震骇，恐慌气愤中，他们甚至会轻率地得出“中国未来无望”的悲观结论。习以为常之后再稍加冷静分析，就能够渐渐地窥破其中三昧。我以为，形成中国互联网上如此触目惊心的“网络暴力”的根源有两个：一是网络这种表达载体的性质本身；二是言论表达的传统和习惯。

    在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西方，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发表言论，多少要承担责任不当言论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比如美国女影星莎郎·斯通在中国汶川大地震时的不当言论，不但引来东西方媒体舆论的全面围剿，还可能给她这个Dior品牌代言人造成上百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同，网络既缺乏言论审查机制(不是指管制，而是传统媒体的编辑程序)，又允许和鼓励匿名表达。这使得网络表达事前不可能建立“过滤机制”，事后也不可能形成“追究机制”，自然就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乃至“网络暴力”大开方便之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网络暴力”反而比一向“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严重得多，这是言论表达的传统和习惯问题所致。现实生活中言论的不充分表达，导致了虚拟世界“网络暴力”的泛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在白天被从头管到脚，夜里却突然不受到任何管束，他会在如此巨大反差之下如何表现？实际上，我一点也不认为那些动不动就怒气冲冲的中国网民更极端、更加缺乏理性，他们仅仅是“过过嘴瘾”而已！不然，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中极端事件的发生率并不比西方社会高呢？

    除此之外，造成“网络暴力”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夜成名”的贪欲。谁也无法否认，偏激的言论总会比温和的言论更易获得更多的关注。但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不同言论之间的“市场竞争”已经规范化，社会受众在长期耳濡目染的熏陶之后，早已谙熟言论的竞争规则和竞争策略，整个社会具备了对极端言论的免疫力。它一方面使极端言论对社会的破坏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也断了借助极端言论一夜成名的念想，降低了发表极端言论的冲动。而中国的“网络暴力”，却承载着我们这个到处存在“失范”现象的浮躁的转型期社会中一些利益主体“暴得大名”的贪婪期待。很多时候，“施暴者”与“受暴者”甚至有可能在有意无意间构成利益上的合谋。

    如果进一步探究“网络暴力”的内容，就会发现，它与言论自由及网络载体的性质基本无关，而是当下社会民意的汹涌表达和民族历史记忆的隐秘折射。

    凭借个人体验，我发现两大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特别容易受到网民的关注，因而也特别容易招来“网络暴力”。其一是事关“社会公正”的领域，尤以“弱势群体”遭到公权和特权侵害的事件为烈；其二是事关对外关系的领域。

    前者是“民意”对中国当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正常表达，不化解巨大的社会不公，不消除“社会暴力”，“网络暴力”就只会有增无减。面对社会不公，“不让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即便是最无理取闹、穷凶极恶的网络语言，也只可能、并且只应该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来逐渐“稀释”——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良好的法治意识，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宣传教育，而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而事关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