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指的“职工”，就是包括公务员、比照公务员管理的党政系统的官员以及国有公司职员等，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都有正式编制，因此也可统称为“公家人”。而广大社会从业人员，他们的生活状态，除了与刚刚起步的社保有点关联外，不再与政府的财政发生任何关联，退休与否，实在与此项政策离得较远。公众自然认为，这项政策首先会在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吃财政饭的领域实行。无怪公众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既得利益集团又在寻求自身的利益保障点，是公家人留恋公权、占用公共资源的惯性心理显现。

    对放宽退休年限深感焦虑的另一个群体，那就是广大年轻人，姑且定位为30岁左右的群体。他们认为，将有那么多的老龄人拄着拐杖上班，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因为他们觉得，工作的岗位总是有限的，老龄人倘若不早点退休，就是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一个简单的和老龄人的利益对垒，这是相当没有前瞻的。

    从短期来看，消除年龄歧视，需要这样的前提：那就是社会保障机制的充分建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离开这个前提，我们谈这项政策对普通民众的恩惠，还为时过早。有了这个前提，各类人才就必将得到善用而无后顾之忧，那么，年龄问题，也就自然成了伪命题了。这就像许多私营企业用人一样，70岁的能人也用，30岁的庸人一样可以被淘汰。年龄，不再成为决定去留的一道迈不过的坎。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因此，专家或者某些部门的吹风，依然十分谨慎，表述为“可能”、“小步渐进”以及男女职工分别从七年、两年后为起始推行时间，并且还是每3年延迟1岁。如此着实反映有关部门不敢冒然的心理。民间的一些议论，也颇有点指责此项政策有“倒行逆施”的意味，仅仅是对老龄人、公家人的一种恩惠。

    从总体上说，退休年限后移是一个必然趋势。上世纪末小平同志及时提出干部“四化”，让广大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此去经年，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重新考虑从真正意义上尊重劳动、知识和人才，实现人尽其用，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推迟职工退休年限，是真正地看到了国情所在，客观效果上，也是与国际接轨。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限制年龄歧视。在国外，还能在民航、出租等公众服务领域看到大量的“超龄服役者”。

    年龄歧视是当前许多单位的用人之道。许多单位招聘人才，已经丝毫不顾及民众感受，其中更多地是将30岁甚至更低的年限当作了报名年龄上限。这已经司空见惯，在劳动力过分充沛的中国，已经产生了诸如“40、50”这样的超剩群体，他们因为年龄而失业，更不可能进入到吃“公家饭”的系统，这是为什么呢？男人50，女人40，居然就步入老龄了？这是不是一种可怕的青春挥霍？如果要从制度上找原因，那就是目前的人才使用和退休机制，在通常情况下，除开相当级别的官员，都得在60岁之前与社会岗位说再见，这实际上是把竞争的关口前移，形成的骨牌效应是，往前挤占了更多年轻人的空间。单说一个本科毕业生，离30岁左右的的青春关隘又有几年？年龄歧视，并不垂青了年轻人。而是让整个社会阶层，围绕某个年限某个职位，在无端地捉对厮杀。想明白了这点，我们还会为60岁退休甚至更提前让位而兴高采烈？

    唯年龄化，已经让我们品味了种种苦涩。限制性退休政策，必定导致竭泽而渔式地使用人才。无论在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