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朱冬菊、于新超、姜帆

    “……中国文学之河，沿着自己的河床，曲曲折折地向前流动。流动过程中不断有新鲜的水注入，不断有奇异的浪头掀起”。

    作家莫言，文坛笔耕数十年，见证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社会变迁，亲历新时期中国文学嬗变。总结我国新时期文学，莫言如是说。

    中国文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在通往世界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经济，几与世界融为一体，而文学呢？

    莫言告诉记者，他多次出国交流，感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被外国作家、评论家、读者关注。“外国人了解最多的是鲁迅、沈从文等人，然后是王蒙、张贤亮、陆文夫；年轻一点的有我、残雪、苏童、余华、韩少功、张炜、王安忆等，还有更年轻作家的作品也被关注”；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不同文字出版发行，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主要的文本都有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挪威语、荷兰语、波兰语、韩语、越南语、俄语……”“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都被译成了十几种外文出版，《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译成了五六种外文出版，还有多种文本正在翻译中”。

    “我感到中国文学正在受到西方普通读者的重视，已经从过去研究者的小圈子逐渐向普通读者群扩展。有一些商业性的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小说家的小说，过去基本上是被研究机构、大学的出版社作为一种研究资料来出版的。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这位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者说：“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作家的地位、文学的地位，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弱势国家，你的文学也不会有人重视。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当然也包括中国作家的努力创作，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假以时日，必将引起更大的关注和尊敬。”

　“新时期”文学的变化同样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的变化同样是巨大的。”莫言说。

    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大多数作家停留在拨乱反正阶段，写出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越来越强。“阿城的《棋王》、何立伟的《白色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的《虚构》、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出来了，跟之前的文学比较，这批作品有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作品的语言、意境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文学突然发生了转折……很多搞文学的人下海了，经商了，赚钱去了，当然，也还是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写作。那个时候正好电视剧出现了，有些没有下海的作家也去搞电视剧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慢慢又热起来，是以‘陕军东征’为标志的，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几部长篇为代表，这几部长篇小说悄悄地流行，引发了新一轮阅读高潮，也掀开了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写作的热潮。我觉得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来讲，文学总体质量并不比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差。”

　 写出人性的作品才谈得上反映时代

    莫言认同“好作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