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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道 本报记者 杨瑞法
春兰集团中层以上从4月份开始加薪了。
“科级加数百元,处级上千元,集团及下属公司高管按职位级别同比例增加。销售部门全体加薪,幅度超过其他部门。”5月4日,春兰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普通科室人员和工人肯定也要加。”
敏感时期加薪
虽说前几年春兰管理层的收入在以各种方式增加,但这一次的加薪幅度远高于往年。
物价上涨无疑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此次春兰选择了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春兰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600854.SH,简称“*ST春兰”)因连续三年亏损已被停牌。如果今年上半年再不能扭亏为盈,*ST春兰将很难逃脱退市的厄运。而今年一季度它又亏损了7076万元。
事实上,近几年,春兰员工的收入偏低。“10年前,进春兰工作是泰州人的首选,但如今,春兰员工的收入只能与当地水平持平,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了。”在春兰工作了十多年的张胜(化名)说。而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陶建幸,在此次加薪前的年收入竟多年维持在20多万元的水平。
*ST春兰2007年年报显示,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鸿在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税前报酬总额仅14.3万元,其他几位副总的报酬总额在8.1万—9.7万元之间,公司董秘的报酬总额为3.5万元。且上述高管均未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单位领取报酬、津贴。
相比之下,同为家电企业的无锡小天鹅,2001年时其股份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为258万元”。2005年,其董事长从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为150万元,总经理88万元,副总42万元。2007年,该公司总经理的报酬总额增加到了100万元,几位副总的收入则在35万元至60万元之间。
“收入相差太悬殊了!”春兰的一名管理者感叹。
这导致春兰的技术、营销和生产骨干频频跳槽,企业的业绩逐年下滑。“尽管这次加薪后,大家的收入仍然偏低,但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陶总对上市公司扭亏为盈胸有成竹,也预示着集团决策层的发展思路和观念正在悄然改变。”张胜说。
改制之痛
外界将导致春兰走下坡路的原因归结于8年前那场改制。
2000年8月20日。在泰州隆重举行的春兰(集团)公司董事局成立大会上,陶建幸宣布,春兰将立即启动产权制度改革,集团(公司)将从其审计后的净资产(约60亿元)中拿出25%,对经营层和员工进行量化配股,经营层和员工用现金按1∶1比例配股,三年内配足。
按照江苏省有关文件,陶建幸将得到净资产增量部分1%的奖励,而普通员工在购买期权后,每年获得的分红将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
这自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春兰是一家大型国企,在春兰股份公司2007年及此前几年的年报中,均写道:控股股东“春兰集团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然而,所谓的“国有企业”的身份,给春兰带来的是,2000年底,正当春兰员工的量化配股及筹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改制戛然而止。
“2001年春节前夕,国家一位高层领导用大字在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说春兰的改制是国有资产流失,要求有关部门调查。”近日,春兰一个知情者向记者回忆。“那年春节过后,几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来到了泰州。”
“当时我们将春兰说成国有企业是形势使然,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近日,春兰的一位管理人士如此解释其初衷。
对此,陶建幸始料未及。2001年10月24日,陶建幸在广州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我对这个事情(指改制)不积极。是政府要搞的,不是我要搞的。如果你们政府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完全可以不搞。”自此,陶建幸在媒体上鲜有露面,春兰方面亦开始沉默。
记者注意到,改制夭折后的春兰开始逐年走下坡。2002年,春兰股份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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