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拉着我的手，从我们在池州翠微苑的家里出来，一路数着人家门联上的“春”字。走到她姨妈家巷子口时，已经有百来个了。那时候，女儿还在幼儿园，认识的字不多，但是，每看到一个“春”字，她都显得无比兴奋：“爸爸，那儿又有我的名字！” 

女儿以春天命名，春节是春天的节日，春联是春节的标志，春字是春联的主题。于是，在这个春回大地的节日里，女儿一路走来，就一步步走进了春的宏大意境里：春风、春雨、春花、春色，春风化雨、人勤春早，一年之计在于春、桃红柳绿又一春……从诗意到寓意，从季节到年轮，春字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懵懵懂懂的女儿打开一闪隐秘的门，那里绿柳依依，和风宜人，有呢喃的燕语，有牧童的短笛…… 

我意识到，在这个用春字描绘的画卷里，女儿的想象将像一只五彩的蛱蝶，自由地飞翔。这些朴实的春联，已经成为女儿最初阅读的文学作品。 

因为工作关系，我最近两天奉命跟几个上海诗坛耆宿打交道。他们都是文坛的前辈。虽然我跟这个坛一直若即若离，但是，对这些年龄比我父亲还大的长者，我除了敬重还是敬重。在别人宣布诗歌死了的时候，我还一直天真地认为，诗歌依然活着。我的朋友圈子里，写诗的不在少数，他们都活着，所以诗歌就有可能还活着。我虽然不写诗，但是我是诗歌坚定的读者，曾经自费订阅数种诗歌刊物，而且，我还在培养女儿对诗歌的兴趣，因此，我从个人情感出发，我也愿意诗歌还活着，更愿意那些写诗的人们都活着，活得像我最近接触的这几个诗人一样持久。 

耆宿们知道我是一个职业记者，看记者的眼神跟我看记者的眼神基本一致。他们很尊重我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从业经历，然后就给我恶补文学课。听了几句后，很快就知道，老先生们的文学史来自唐弢的著述，文学理论也停留在蔡仪版本。而且我还发现，我谈谢冕之后的诗坛时，他们十分排斥，甚至有些敌意。我只好跟他们说田间闻捷郭小川，以致讲戴望舒时，绕开现代诗派，讲郑敏时，不提九叶诗人。这样聊着的时候，我在饭桌上的份量慢慢地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话语权的分享也逐步达到了公平。

在河边长大的我，从小就吃过太多的鱼。鱼那么多，吃法也常常花样翻新。然而，我在华阳河农场砍柴时，吃过一次鲫鱼，却令我印象深刻，并时常回味。那天傍晚的鲫鱼汤，在我的记忆里，味道一直是最鲜美的。 

华阳河农场在我们家门前的大湖对面，搭乘双桅船，半天就能达到。我在小说《时间》里面写过。每年夏天，学校放暑假了，父亲就要到华阳河农场去砍柴，备足一年烧饭的柴火。 

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父亲放假不久就过去，住在才草山上，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回家，有时候，甚至要一个月时间。父亲出门时白白净净的，回家时，总是满脸胡子，又黑又瘦。然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这样的苦，父亲年年要吃一回。

我初二那年，父亲因为要参加全乡民办教师集中学习，只好让我临时去华阳河柴草山顶替他几天。虽然我那时候力气已经不小了，也虎头虎脑的，然而，毕竟尚未成年。不过，我觉得自己还行，到柴草山上帮大人们烧烧水，蒸蒸饭还是可以的吧？

黄鳝很好吃。我说的是小时候家乡田垄里的黄鳝。现在人们用饲料喂出来的黄鳝，做得再好看，我吃起来都觉得味同嚼蜡。 

记忆中，老家田垄里的黄鳝也是特别多。每年春天插早稻秧过后，就是我们掏黄鳝的好季节。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但黄鳝已经出洞觅食了。经过一个冬天的冬眠，这些饥饿的黄鳝就特别嘴馋。我们利用这个特点，将铁丝磨成细长的钩子，上面穿上蚯蚓，塞到黄鳝洞里去。黄鳝看见食物，会一口吞下，然后将钩子往洞里拉。 

黄鳝力气比较大，它要是将身体横在在洞里，就很难将它拉出来。有时候，钩子拉直了，还是没把黄鳝拉出洞，我们就沿着黄鳝洞，用锹将田埂切开，黄鳝就无处可逃了。 

在河边长大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捕鱼高手。用网捕鱼，那算不上本领，我们很小就会用各种网具捕鱼。真正显能耐的，要算钓鱼和空手摸鱼。农历二三月，河水还有些凉，大多数鱼儿仍沉在水底，我们小孩子就开始赤脚下河摸鱼了。

我们并排猫在水里，双手在水下不停地抄着。五指微微张开，手掌斜斜贴着淤泥。鱼被惊动时，会猛冲一下，我们的手就要立刻作出反应，顺势将鱼头按进泥里，然后抓紧鱼的要害部位，提出水面。如果鱼大，力气也会很大，出水的时候抓不住就让它跑了。这时候，我们通常是用金属鱼串，在水下摸索着将鱼刺穿，串好了再出水，这样就万无一失。 

我摸鱼的手艺还凑合，钓鱼的本领却很一般。不过，我们春末夏初在河边放牛的时候，总喜欢扛一根钓鱼竿消遣。我们的鱼竿也很粗糙，细细的麻线，绑一根粗粗的滑钩，系在长长的竹竿上。钓鲫鱼、青鱼和鲤鱼等，就用蚯蚓做钓饵。钓乌鱼的时候，就得用蝗虫或者小蛤蟆。 

我在河边长大，小时候常常以捉鱼为乐。那时候的鱼也特别多，我们放牛的时候，能够在浅浅的田沟里捉到鱼；到河边洗菜，篾丝篮从水里提起来时，说不定就有一条鱼从青菜下面扑打着尾巴跳出来；大人们耕田也总是背只小背篓，一边耕田一边捡泥鳅黄鳝……似乎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 

我跟父亲在石家大屋读一年级时，要穿过一处叫杨家堰的小河湾。春天多雨，夏天涨水，河里常常有鱼儿上水到堰里来产卵。我们脚边是清粼粼的水，头上是蓝莹莹的天，空气中飘着水稻生长时的清香。秋天河水又清又浅，一眼就能看到明晃晃的水底，小鱼小虾历历在目。冬天会上冻的，杨家堰里的水接近干涸，大一点的鱼被冻在冰上，不能动弹，敲破冰就能把鱼捉回家。 

有一天中午放学，我跟父亲走在杨家堰边的稻田旁，忽然听见田边排水沟里哗啦一声响。我吓得一激灵，正要说话，父亲用手掩着我的嘴，要我别出声，自己轻手轻脚来到沟边，扒团泥将排水沟缺口堵上，然后又将进水缺口堵起来。

我手头有一本1960年出版的《1959年安徽诗选》，这是我初来上海时，在地摊上花一个硬币淘来的。书页泛黄了，书脊不见了，露出云片糕一样的边沿来。封面红底白字，写着“安徽诗选”四个大字，上面是“1959年”字样，下面的署名是“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编”。装帧设计像里面的诗歌一样，简单朴实，用的纸张也十分粗糙。书里共收集了98首诗歌，都是1959年刊发在安徽省内各报刊杂志里面的作品。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3月出版，第一版共印了7000册。与当前一些诗集的印数相比，量还是很大的 

六年后的今晚，我坐在床头，忽然对这本书的定价产生了兴趣。“定价：（7）0.88元”，“（7）”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本书定价为八角八分，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商品粮”大米是0.136元/市斤，鸡蛋3分钱一只，而1960年代的情况，我不找不到资料。在当时，这本书的价钱大约能换3市斤鸡蛋，在“大跃进”末期，三年自然灾害前时期，这个价位的书应该是比较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