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县城考了三天试，好不容易挣得了一个铁饭碗，父母高兴，阿富也得意。从此他端这个铁饭碗，思来想去，过着饿不着、富不起的稳定生活。

　　为了这个铁饭碗多少有志青年把青春献给了农村，把理想留在了山区，把汗水洒在了基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可缺少的总是看不见的业绩。这一大批人除了思想先进、热爱工作外，无形的铁饭碗所起的禁锢作用不可小视。

　　从朱总理倡导在国营企业“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以来，除了企业外，其他部门不仅毫毛无损，而且稳如泰山。若说有变化，那就是铁饭碗淬火了，铁工资粘权了，铁交椅镀金了。但对于绝大多数无权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或是走捷径捞学历，不断的攀龙附凤以求发达，或是成了房奴。

　　９０年代初，在那个孔雀东南飞的日子里，阿富曾大胆的停薪留职下海去了外资企业，虽然待遇可观，但深觉那里并不温存，想想“还是跟共产党走，仍然听毛主席话”的自豪。半年后，他恋恋不忘那铁打的饭碗，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主人翁，以及团团圆圆的三口之家，冲破挽留和更有高人的相邀，回到那适应他生长的旺窝－－铁打的饭碗地。

　　本世纪初，在政策的绿灯下，阿富在民办单位做了四年的部门主管，直接参与了单位的筹建和扩大，但长时间形成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感以及对民营单位纷繁复杂的家族管理的不理解，又一次重温铁饭碗。

　　放不开的手脚，越不过的羁绊，终究使铁饭碗们过着不温不火的生活。若有本领和胆量，又岂在朝朝暮暮铁饭碗。那些开着宝马、大奔，常年抽着３字头中华牌香烟的老板，又有几人是靠拿着纳税人的铁工资去享用的。

　　铁饭碗维持着骄子中的稳健派，扼杀了智者中胆小鬼。不少优秀工薪人士一生端着铁饭碗，掂量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分量，心甘情愿地做了铁饭碗的俘虏。